［摘要］中国乡村现代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重农固本的历史传统，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色，既是近代先贤立足乡村再造文明的努力，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来的重要主张。乡土文明是人与自然、家庭与社会、个体与集体关系之间的集中体现。中国乡村现代化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属性和品格，在“两个结合”中赋予中华文明新的历史使命，这既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基本指向，也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文明成色。古老的东方文明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重焕荣光，中国乡村现代化也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成功实现。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乡村；中华文明；农耕文明；乡土文明

　　中国乡村现代化，既有“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所谓“共同特征”，是指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所谓“中国特色”，则是“立足我国国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简单照搬国外现代化农业强国模式”。然而，现实中总不免有崇“工”贬“农”之论，认为工业文明“才是现代文明”，而农业则是“落后文明”，由此得出“离农越远，离现代化就越近”的结论。如此之见，不仅忽视了农业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母体”作用，而且忽视了中华文明植根于农耕文明的鲜明特质。如果认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立足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那么认识中国乡村现代化，同样也必须立足中华文明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认识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本文拟从文明史入手，就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文明图谱及其展开轨则作一简要探究，以期深化对中国乡村现代化的理解和认识。

　　一、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文明底色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与文明底色。长期以来，学界就有中国重农、欧美重商的认识。例如，早在20世纪初期，就有“泰西各国以商立国”，中国则“以农立国”，为“拘守数千年旧制”等类似观点。其时尽管有人提出我国应以工商立国，但仍强调即便工商也“悉与农有关”，因为“商与工皆胚胎于农也必矣”。这些认识不仅指出了中华文明的农业底色，而且突出了农业作为“母体文明”的重要地位。

　　农耕文明是以土地为核心，以农业技术等为基础构成的生产文明。诸如农具、育种、水利等，不仅构成了中华农耕文明的主要内核，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基础。然而，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个文明最古，人民最多，天然物产最富的中华大国，无形无影、不知不觉地弄成一个下流国了”。一时间，以农村为基础的民族复兴思潮得以兴起。有人指出，中国的农村承担着“民族再造”的重大使命。民族的衰老要靠农村“培养他的新生命”，民族的堕落要靠它振拔“新人格”，民族的涣散要靠它的“新团结新组织”。将农村作为民族复兴的基地，还在于“中国原为乡村国家，以乡村为根基，以乡村为主体，发育蔚成高度的乡村文明”，因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必“从农业引发工业，农业工业为适当的结合，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乡村都市为自然均宜的发展”。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一条不同的路”，是“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叠为推引，逐渐以合作的路，达于为消费而生产，于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中，同时完成分配的社会化”。 

　　近代先贤的主张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即没有认识到造成中国农村衰落的根源。对此，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以革命的方式重建农村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则将农耕文明的因素贯穿于推动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全过程、各方面。

　　农耕文明首重农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农村转向城市，毛泽东告诫全党“决不可以丢掉乡村”，那种只顾城市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周恩来指出：“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强化。从“农业现代化”的提出，到工业越发展越要将农业放到第一位的认识，以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均坚持了中华农耕文明中“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这一古训。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农业农村。”“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农，天下之大业也。”“务农重本，国之大纲。”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证明，重农既是农耕文明的鲜明特质，也是推进中国乡村现代化不可褪去的底色。

　　土地作为农耕文明的生产根基与核心要素，不仅是孕育维持生命的生产资料，更是民间信仰和家国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认识和处理土地关系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顺应形势发展的变化，成功解决了中国社会最基础和最关键的土地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运动，重塑了乡村社会，也从根本上消除了传统社会土地兼并、农民破产的怪圈。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自主经营积极性高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推动了城镇化的步伐。新时代以来实行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激活了土地流转市场。这一制度既维持了土地制度的延续性，“给农民吃下了长效‘定心丸’”，同时又培育发展出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主体，由此形成“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实际上，土地制度的延续和发展，还在于赓续了农耕文明，实现了与中国乡村现代化的互构与融通。

　　水利灌溉技术也是农耕文明的重要标志。从筑堤建坝到治水防洪，不仅承载着中华农耕文明的经验智慧，也是中华文明发展延续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方面兴修水利工程，另一方面加强对江河湖泊的综合治理。正如1951年4月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我们在水利方面花了很多钱，这是应该的，因为人民的政府就应该使荒年比从前减少。从前水利没人管，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年，在水利方面花的钱折合粮食二十七亿斤，今后水灾应该也一定会比从前减少。”中华农耕文明从水利灌溉中滋养起来，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既延续了农耕文明中的水利文化，同时也推进了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

　　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智慧。诸如“顺天时、量地利”这种尊重自然的法则，“取用有度、有机循环”的生态思想，都深深植根于中华农耕文明。中国乡村现代化道路，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建设绿水青山的生态文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在农林牧及水土保持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明进入法治化阶段，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观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战略。新时代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乃至将其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相提并论，强调必须进一步继承发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传统，充分认识“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的生态观，秉持“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并将建设生态乡村、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生态宜居的中国乡村现代化。 

　　不难看出，在推进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农耕文明的鲜明特质不但没有被丢弃，反而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延续。即便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但也不断强调要“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从文明底蕴和根基来看，中国乡村现代化绝不是照搬他国，而是立足中华大地“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植根于农耕文明的中华文明，赋予中国乡村现代化最鲜明的底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二、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文明本色

　　乡土文明是农耕文明的深化与在地化的具体呈现，体现着人与自然、个体与集体等的复杂关系。推进中国乡村现代化，“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

　　乡土中国的家族伦理与互助合作在农村社会有着极为深厚的根基。例如，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非常重视乡土伦理的作用，梁漱溟所倡导的乡村建设即被认为是一种“新治道”，其基本根据是中国的旧伦理礼俗是固有民族精神，通过“这种旧伦理加上新朝气，而组织一能维系人心的规范”，以消灭近代工业所酿的危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通过互助合作将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的做法，这也是发掘邻里互助、患难相恤、有无相贷的乡村伦理传统。正如毛泽东所说，互助合作“原来在农民中就有了的”，只不过以往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植根于乡土文明的互助合作，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改造，不仅提升了生产力水平，而且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还奠定了乡村社会民主管理的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依然是由分散独立的小生产者组成的农业国，因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依然面临着巨大困难。解决这一困难“最重要的是在广大范围内组织合作社经济”，是“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必由之路，那种任由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新中国成立后，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思路，构成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尽管当时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走工业化之路“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农业合作化是推动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这既是基于现实的考量，也是对乡土文明的传承和发展。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被邓小平称为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这既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追根寻底，乡镇企业的萌发之基恰恰是乡土社会的文明传统。集体经济是乡镇企业的主要底色。例如，在苏州、无锡和常州乡村地区形成的“苏南模式”，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集体经济处于绝对优势，生产资料和营收所得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同样被广泛关注的“温州模式”，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家庭工业”，这是“温州人的老祖宗传给子孙的看家本领”。奠基于乡土文明的乡镇企业，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大国小农”依然是基本国情：在经营单位上，家庭是农业农村的基本单位；在经营主体上，小农户是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格局上，农业基础不稳、城乡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发展不充分的客观情况依然存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振兴乡村，不能就乡村论乡村，还是要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要创新经营方式，要培育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健全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把一家一户办不了、办起来不划算的事交给社会化服务组织来办。要加强农民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培训，促进管理现代化”。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实现城乡一体共同富裕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之一，蕴含着深厚的文明底色。所谓“滋养民众”等认识，就是先贤们的洞见，也是农耕文明孕育的理想社会。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了这一理想社会不断奋斗。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立足于具体国情，以创造性转换和创新型发展的思路，逐步探索出适合我国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农业农村是根基，也最为复杂最为关键。立足现实与国情，在推进中国乡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党和政府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全面发展”等发展思路，着力让农民群众“过上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的生活”的乡村现代化目标。这既是对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追求共同富裕生活的历史回应，也是推进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基本思路；既体现着乡土文明的本色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也是在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贡献中国力量”。

　　村落是乡土文明的重要载体。诸如世代相传的农事习惯、天人合一的自然乡风、耕读传家的祖训传导、各具特色的乡风民俗等，这些中华农耕文明的特色标识，几乎都存在于绵延悠久的村落里。可以说，传统村落空间不仅承载着中华农耕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同时也见证着乡土文明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演进轨迹。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起来的力量，将相对分散的村落聚集起来，形成了一支磅礴的革命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推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再次对分散的村落进行整合。改革开放以后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时代推行的“三权”分置改革，同样延续了乡土文明的结构性智慧。

　　总之，推进中国乡村现代化，“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具有乡土特质的村落村寨物质文化遗迹得到深入挖掘保护，村落民间艺术、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创新，乡土文明的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这既是推进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凸显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显著标识。

　　三、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文明成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拥有灿烂悠久的农耕文明，必须确保其根脉生生不息，做到乡村社会形态完整有效，文化基因、美好品德传承弘扬，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交相辉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广大农民自信自强、振奋昂扬，精神力量充盈。”这一重要论述既体现出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基本路向，也展现了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文明成色。

　　人类的现代化道路以及由此体现的城乡关系，首先是因劳动分工的不同而出现。正是由于城乡分工的不同，被“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一言以蔽之，“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作为“最大的一次分工”，进一步促成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由此便出现了这样的事实：在城市出现了人口、资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越来越集中，而乡村则是“隔绝和分散”。城乡分离对立的根源“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的对立局面，“每天都重新产生”。这种在私有制国家中存在的现代化之路，固然在初始阶段“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在最先进的国家里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这就表明，城乡关系不仅关乎现代化的发展形态问题，也关乎文明的基本形态。

　　近代以来，曾经的一体化发展模式被破坏。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城市领导乡村的方针，确立了“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辩证统一的方针。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率先在农村推行改革，城乡关系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邓小平强调：“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这一重要论断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城乡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变。新时代以来，我国城乡关系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正如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明确提出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生态环境与文明兴衰休戚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中华农耕文明之所以底蕴深厚，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农耕文明中，人与自然是一对最基本的关系。众所周知的天人合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取用有节等描述，就体现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生态智慧。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也是因为我国先民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认识与持续反思中形成了生态智慧，夯实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由此创造形成了高度发达的中华农耕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有因没有重视生态使得文明走向衰落的实例。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社会越来越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进入新时代，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农村建设，并把绿色发展作为必须坚持遵循的一条发展之路，乡村环境持续改善，乡风乡情日益浓厚，中华文明不断焕发出生机活力。

　　中国乡村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人的现代化，这既是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文明的现代性指向，体现在现代化的目标进路中，既不是简单的物质至上，也不是两极分化，而是以人的利益、需求和愿望为中心的现代化。能否指向这一点，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相比其他国家现代化的一个显著区别。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曾经出现只见“物质”不见“人”的发展模式，结果导致农民地位衰退急剧加重，贫民窟现象随处可见。这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并不符合文明的现代性指向。推动和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必须否定和超越只见“物质”不见“人”的发展模式。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将广大农民作为革命的主体放在突出位置，并在制度章程中予以明确。中国共产党定义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群众党”，并清晰地认识到，如果党“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在随后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让乡亲们过好光景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也是推动和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始终遵循的发展观。与此同时，农民群众之于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被动客体，而是行为主体。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民群众的发展问题。正如他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强调的：“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保证，其作用就能得到充分激发。改革开放初期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给了“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结果“面貌就改变了”。新时代新征程，农民群众依然饱含创造性力量，是推动和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正如中共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

　　中国乡村现代化连接着过去、现在与将来。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中国人民已然掀过“不文明时代”这一页。继承发扬中华农耕文明的底色，着力拓展乡土文明的本色，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着力推进中国乡村现代化，这既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独特之路，也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文明成色。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精神血脉和文明基因。极具历史底蕴的中华文明，在绵延不绝的历史进程中，经一代代中国人薪火相传、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由此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也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之基。中国乡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遵循这样的逻辑。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与长期发达的农业文明密切相关。重农固本的传统，农耕文明的底色，乡土文明的本色，构成了中华农业文明的主体结构。推进和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既不是照搬照抄别国的现代化，也不是文明断裂的现代化，而是立足中华大地的现代化，立足中华文明和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推动和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从文明史视角观之，其本质即是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推进和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自当守好本与源、根与魂，以凸显中国乡村现代化的特色之基。当然，守正不是守旧、尊古不是复古，固守封闭僵化的老路注定难以成功，只有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激活中华农业文明中的优秀因子，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与时俱进、与时偕行，才能实现旧邦新命，使其重焕荣光。新征程上，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工程，不仅是塑形也是铸魂，不仅强调物质文明也强调精神文明。当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齐头并进、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相互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驱发展，也就意味着古老的东方文明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重焕荣光，中国乡村现代化也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成功实现。

　　［作者简介］杨东，历史学博士，教授，天津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中心暨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